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心理应对方式在疾病治疗和转归中占重要作用，刚发表在Journal of Crohn's and Colitis杂志上的文章The IBD-Cope: A new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coping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患者应对的方法，和大家分享如下： 

背景介绍

应对方式对于如阿尔兹海默症、类风湿关节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银屑病、镰状细胞贫血等大部分疾病患者的转归具有重要影响。对于IBD，以往系统综述报道研究由于设计变量及应对问卷不同所得的结论各异。目前没有针对IBD患者的应对方式问卷，因此有必要提出一个关于IBD患者的应对方式的检测工具。鉴于IBD患者的特殊性，问卷应更加能够反应患者的应对策略，更具有针对性。作者拟提出一个临床适用的评估IBD患者的应对策略的问卷简表。为此对该问卷进行了表面效度分析、问题的答案分布分析、重测信度检测、多因素分析及其与已有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问卷、焦虑抑郁问卷、社会活动问卷之间的关联性。 

研究方法

问卷设置内容：（1）通过心理干预可以发生改变的应对方式；（2）以往IBD研究报道中的重要应对方式。纳入问题以Likert scale积分法作答。然后对此问卷进行表面效度、分布分析、重测信度、探究性因素分析，二次探究性因素分析、横断面效度检验分析。 

样本含三个人群：A人群：用于初次验证人群，为2012-2013纳入IBD心理评估和干预研究人群的一部分；B人群：用于验证可靠性的人群，基于新泽西的IBD支持小组的电子邮件列表进行招募；C人群：用于再次验证人群；通过2014年新泽西的专科门诊病人进行招募。A与C组有提供的诊断，B组则无。 

研究项目分为两个阶段：探索性因素前阶段（阶段1）和探索性因素分研究及效度检验阶段（阶段2）。阶段1 包括表面效度、分布分析和重测信度检验。阶段2 包含探索性因素分析（EFA），重复EFA和横断面效度分析。该研究还使用其他量表进行对比分析：使用Brief COPE量表进行对比分析，IBDQ量表用于检测疾病特异性的HRQOL；HADS被用于评估由器质性疾病症状引起焦虑和抑郁；SFQ被用于评估社会活动的能力。

CD的疾病活动度用Harvey-Bradshaw指数进行衡量。UC的疾病活动度用SCCAI评分评估。HBI≥5，SCCAI≥3认为处于活动期。本文的研究步骤见图1

结  果

本研究中样本ABC中的大多数受试者为女性，大部分受试者的IBD类型为CD。三个样本中受试者年龄在18-65岁。阶段1  共22项通过AM和RG进行计算，2项无表面效度。对剩余20项问题进行分布分析。3个问题由于回答率小于5%被剔除。在重测信度（样本B）检测中，73个受试者完成IBD一次应对作答。这些受试者在1周后进行二次问卷作答，58个受试者(79.5%)完成二次问卷。重测信度检测中8个问题ICC大于0.65而被保留. 

阶段2

探索性因素分析

作者对保留的8个问题进行相关性检验分析；发现关联度最强的为失眠、回避(r = 0.35, p<0.01)，在重复效度样本中结果一致 (r = 0.40, p<0.01)。C样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6个问题与“好”的应对及“坏”的应对分量表一致（见图2）。最终这6个问题纳入IBD应对方式评估表。该分析中，“好”的应对包括放松技巧、饮食调整、积极应对IBD；“坏”的应对包括失眠、不冥想、自责。分析显示6个问题与初步效度和重复效度样本分析中的好的和坏的应对方式一致。对这六项进行SPSS的相关因素分析，“好”的应对的相关性为1；“坏”的应对相关性为0.99.直方图分布显示“好”及“坏”应对呈正态分布，尽管“坏”应对存在轻度正向倾斜。该项在初步效度及重复效度样本中的有同样结果。

横断面效度分析

在样本A中，IBD应对的“好”的与“坏”的量表评分与COPE简表、IBDQ, HADS, 及SFQ进行相关性检验。IBD-Cope的“好”的及“坏”的量表评分与COPE中简表适应应对、适应不良性应对呈正向关联。“好”的及“坏”的量表评分之间无关联(r = -0.04, p > 0.05)。“坏”的应对与IBDQ评分呈负向关联(r = -0.51, p < 0.01).。“好”的应对与IBDQ无明显相关性(r = -0.12, p > 0.05).“好”的应对与SFQ评分、HADS评分均无明显相关性。“坏”的应对与SFQ评分、HADS评分呈正向相关性。

持续时间、类型、部位、行为、肛周及上消化道症状并不是应对方式产生差别的重要预测因素。然而，疾病活动期（HBI ≥5 or SCCAI ≥3）的患者更容易发生坏的应对。

讨 论

本研究试图建立一个IBD患者特异、简洁的问卷评估方法，为心理干预提供指导。通过对最初纳入的二十个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和筛选,得到八个问题并形成了针对IBD患者简洁的应对策略问卷。进一步在C人群中再次验证显示各有三个问题与分量表的“好”和“坏”的应对方式相一致。不同的分析表明IBD-Cope的六个问题均具有信度和效度，最终形成了IBD-cope量表。

IBD-cope与疾病转归的关系：本文发现好的应对与更好的健康心理转归的关联并没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其他研究报道类似：自适应(例如“好”)应对策略在研究开始时及6个月时并没有带来更好的转归，而不适应的(例如“坏”)应对方式与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呈负相关，与焦虑,抑郁,和炎症性肠病的症状呈正相关。因此可以推断,好的应对方式可以被认为是中性的应对方式。

IBD-cope与其他量表的关系：在进行“好”的和“坏”的应对方式的分析时, IBD-Cope “坏”的应对中的高得分与IBDQ低得分相关，与焦虑和抑郁量表和社会活动问卷量表的高得分相关。IBD-Cope分量表的“好”和“坏”的应对分别与Brief COPE中适应性和适应不良性的分量表呈中度相关。但IBD-Cope中的6个问题与Brief COPE中的28个问题相比更为简单。这可能是由于IBD-Cope更加具有IBD特异性。

一个简洁的评估应对方式的量表可能会提高问卷的临床可操作性，从而为IBD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医疗和/或心理干预。IBD-Cope保留的6个问题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心理干预进行改善，并且已被证明有助于IBD患者的转归。例如,在“好”的应对方式中,放松训练可助于UC患者减少疼痛，饮食调整作为炎症性肠病情况恶化时是一种常见的策略。在“坏”的应对方式,睡眠质量与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存在负相关。药物治疗依从性差对于疾病发展存在负面影响。虽然目前研究的结果有一定前景，但仍存在很多限制。

本研究的局限性：1.在第一阶段的招募人群是进行IBD心理干预中的部分人群，在初步效度分析中，反应率仅为43.4%。重测效度分析中脱落率为20.5%。2.从临床的角度来看, IBD-Cope作为筛查工具,识别IBD患者“坏”的应对方式的能力要好过识别中性的或适应性的应对方式。并且目前还不清楚这项研究是否能对IBD-Cope得分较低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后，使其获益并提高其IBD-Cope得分及健康相关生命质量。3.例如该研究未纳入胃肠道疾病患者如IBS等非IBD人群，所以IBD-COPE量表的特异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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