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力是国内首批从事伽玛刀、脑起搏器、射波刀治疗和研究的人员。
在医学上，新技术的应用能够对疾病有一种新的探索和治疗方法，比如，伽玛刀可以用最小的创伤来摧毁病灶，脑起搏器可以有效缓解帕金森病的症状，射波刀可以通过靶向追踪系统获得肿瘤的精确位置。但是，对于某一些病人，潘力是会拒绝的。“在国外培训的时候，我曾看到过好的结果和不好的结果，我深深地知道，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的重要性。”潘力说。
新闻晨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潘教授，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包括哪几方面内容？
潘力：我现在的工作，一是功能神经外科这一块，针对非肿瘤性疾病引起的障碍，像癫痫、扭转痉挛、帕金森病等；二是进行伽玛刀手术，针对颅内小体积的肿瘤或血管畸形等；三是射波刀手术，它和伽玛刀一样，也是一种放射治疗设备，只是它的治疗范围从头部扩展到了全身。
记者：伽玛刀是最早出现的放射治疗设备，而你是国内首批从事伽玛刀治疗和研究的人员，那时对于这样一门新技术，你了解得多吗？
潘力：说实话，那时还不太懂。我读研究生、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立体定向，曾翻阅过伽玛刀的相关文献，做了初步的扫盲。可真正的伽玛刀是怎么样的，那时国内还没有，我从来没看到过。1993年10月，华山医院引进了伽玛刀设备，我才开始接触这项新技术，那一年年底，我被医院派去奥地利进行专项培训。
记者：在国外接受培训，你学到了什么，什么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潘力：我们跟着奥地利的医生学习，看他们如何筛选病人，如何作治疗计划，如何进行随访。由于培训有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也看到了手术之后的结果，有好的结果，也有不好的结果。这一点对我的影响是：知道了严格掌握适应证的重要性。伽玛刀的优点是创伤小，病人恢复快，但并不是所有的颅内肿瘤都可以用伽玛刀的，如果没有选择好适应证，就会给病人带来不好的结果。
在奥地利接受培训的时候，我发现那边的医生非常严谨。举一个小例子，一堆病人的片子叠放在那里，如果他们要其中的一张，一定会从上面把片子一张张地拿下来，等拿到需要的那一张，再把拿下来的片子再一张张放上去。刚开始我在想，他们怎么这么傻，用了这么笨的方法，我很好奇，问过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那边的医生告诉我，这样做，保存的片子不会被弄坏，而且顺序也不会弄错。
记者：这样的国外培训，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潘力：国外医生的严谨态度影响了我，回华山医院后做伽玛刀手术，我参照了在奥地利所学到的经验教训，有一些手术我会拒绝的。一项新技术刚开始的时候，人们难免会比较兴奋和激进，都会希望用这种新技术来实现对传统手术的替代。可是一些客观规律是违背不了的，如果没有选择好适应证，那么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比如放射性水肿、放射性脑坏死等并发症。
记者：你说得没错，在医学上有先进技术固然很好，但是如何应用新技术，如何更好地让工具为人所用，这是每个医生需要思考的问题。
潘力：是的。每一项技术一定要合理地用在合适的人身上，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如果用得不好，就会出现我在国外培训时曾看到的那些坏的结果。和伽玛刀一样，我也是国内第一批做脑起搏器手术的专业人员。1999年，华山医院开始应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微电极技术、脑深部刺激术等对帕金森病、扭转痉挛、癫痫、情感性精神病进行治疗。第一批帕金森病人进行手术之后，发现有的病人效果非常好，有的人效果不是很满意。
记者：同样的技术，却会出现不同的结果，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潘力：当时，看到不同的结果，我们很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手术适应证的选择是否恰当。
在进行了严谨的研究后，我们发现，脑起搏器手术一定得针对帕金森病的病人，效果才会明显而持久，如果是帕金森综合征的病人，效果并不明显。
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后，我们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进行了紧密合作，对病人进行严格评估和诊断，我们共同随访共同讨论，来确认这个病人是否适合做手术，神经内科专家的加入，是为了帮助我们提高诊断水平，让我们更好地选择好适应证。我觉得，关于疾病的治疗不能单纯地以某个科室为单位，而是应该以疾病为线索和中心，只要是和疾病有关的学科的医生都应该参与治疗，这对病人是最恰当的。